在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同步提质增效的关键节点上,国家体育总局提出将全面启动目标管理改革,这一动向不仅是体育系统内部的一次管理升级,更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在体育领域的具体回应。面对赛场成绩压力、群众健康需求、体育产业升级和国际竞争格局等多重考验,传统以结果为导向、重评比轻过程的管理模式已经难以满足要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系统性目标管理重塑体育治理逻辑,成为推动体育强国战略落地的关键抓手。
长期以来,我国竞技体育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眼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度集中的举国体制。但与此同时,以奖牌数为核心的考核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重尖子轻基础”“重成绩轻健康”的结构性问题。全面启动目标管理改革,其内在逻辑之一,就是将体育治理从单一的金牌目标导向,转向更加注重多维度绩效指标的综合评估,把竞技成绩、群众体育参与率、青少年体质健康、体育产业发展质量等纳入统一的目标体系。
这种转变,并非对金牌价值的否定,而是将金牌置于更科学合理的坐标系中。例如,在新一轮目标管理中,一个省级体育部门的年度考核,不再只是“在全国运动会中拿到多少枚金牌”,而是会被拆解为“本地区青少年体质抽测达标率”“社会体育指导员覆盖率”“群众体育场地人均面积”“学校课后体育活动参与率”以及“重点项目备战国际大赛的阶段性目标”等多项指标,通过目标多元化抵消单一指标带来的短视行为。
从管理学角度看,目标管理改革的本质,是重构“战略目标 分解机制 执行路径 反馈评估”这一闭环。置于体育系统中,可以概括为几项关键环节 一是顶层设计明确体育强国的阶段性目标。以国家战略文件为纲,将“到某一年基本建成体育强国”的宏大目标,拆解为可量化、可验证的阶段目标,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某一水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提高、重点项目世界领先优势巩固等。二是分级分领域进行目标分解与责任落实。国家体育总局根据整体目标,对各中心、各单项协会、地方体育局下达差异化目标,再由地方逐级传导到市县、运动队、训练基地和学校体育等基层单位,形成“条块结合”的目标责任链条。三是引入可量化的过程指标。过去重终点轻过程的问题,在新一轮改革中将通过过程性指标加以纠治。例如,对国家队项目不仅看比赛名次,还看训练出勤率、伤病控制情况、体能测试达标率、训练科技应用程度等,从而引导教练员和运动员科学安排周期,防止“赛前突击”“伤病透支”等现象。四是构建动态评估与调整机制。体育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目标管理改革必须预留弹性。通过定期评估,对明显不合理或受不可控因素影响过大的目标进行调整,既体现科学性,也减轻基层“被考核”的压力。
目标管理改革的显性变化,将首先在项目管理和队伍建设层面体现出来。过去的管理模式往往是“项目目标即集体目标”,队内个人很难形成清晰的阶段性发展指针。改革后,教练员和运动员将逐步纳入更为细致的绩效目标体系,既包括竞技成绩,也包括训练态度、团队贡献、职业发展规划等维度。
例如,在某支国家队中,教练员的年度目标可能不再只对应“世界大赛名次”,而会分解为“新锐运动员比例提升”“训练课程中采用科学监测手段的覆盖率”“队员退役后转型安置指导情况”等,借此推动教练角色从“只为夺牌”向“培养全面发展运动员”转变。对运动员来说,个人目标则会更具阶段性与可操作性,如在年度训练计划中明确“体能指标提升区间”“专项技术动作稳定率”“心理调节能力评估结果”等,通过可视化目标提升自我管理意识。
这些看似细碎的改革,本质上是在建立一种“人人有目标、目标可衡量、过程可追踪、结果能反馈”的队伍文化,弱化传统以行政命令为主的管理方式,强化职业化、科学化的内在驱动力。
如果说竞技体育领域的目标管理改革更多指向“如何更好地赢”,那么在群众体育和青少年体育层面,改革的核心在于“如何让更多人健康地动起来”。过去,群众体育往往处于“锦上添花”的位置,在资源配置和考核权重中难以匹敌大赛成绩。随着目标管理改革全面铺开,群众体育的诸多指标将上升为硬约束,包括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比例、体育设施使用率、社区运动会举办频次、公益体育活动参与度等。
青少年体育则是目标管理改革的重点与难点。一方面,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已经成为教育和体育部门的共同关切;另一方面,升学压力、场地不足、师资短板等现实矛盾制约着目标落实。因此,在青少年领域设计目标时必须避免简单量化、机械考核,而要把过程和质量纳入指标体系。比如,除了关注体质测试达标率,还要考察学校体育课开课率、课后体育社团活跃度、家庭体育指导服务覆盖率,以及地区内“体教融合”示范校的建设情况,推动“以分数为中心”的教育模式向“以身心发展为中心”转型。
以某沿海省份的体育管理实践为例,在得知国家层面即将推进目标管理改革后,该省提前进行了试点探索。省体育局将原本笼统的“建设体育强省”目标拆分为四大板块 竞技体育优势项目巩固 全民健身设施完善 青少年体育体教融合深化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并为每一板块设定2至3个关键绩效指标,同时要求市县结合自身特点进行二次分解。
在实施过程中,该省并未简单将任务层层下压,而是注重上下协同。比如在青少年体育目标落实上,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共同制定“校园体育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把学校体育场地建设、新增体育教师编制、校队参加市级比赛比例等纳入目标体系。两年之后,全省学生体质测试合格率明显提升,校园体育赛事数量和参与度大幅增加,部分地市还以此为契机打造了青少年校园足球和篮球品牌赛事。这个案例表明,只要目标设计科学、分解合理、配套制度到位,目标管理改革完全可以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落地生根。
要让目标管理改革真正可实施、可监督、可评估,离不开数据和科技的支撑。过去,体育系统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存在“数据分散、口径不一、更新滞后”的问题,导致目标制定缺乏精准依据,考核评估也难以做到客观公正。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建立全国统一的体育数据平台,将成为目标管理改革的重要基础设施。
通过整合训练监测系统、群众健身大数据、赛事管理平台、财政投入与社会资本参与信息等,可以构建更为精准的体育发展画像。在此基础上,目标制定不再只是经验判断,而是建立在数据建模与趋势分析之上。例如,针对某地区健身路径使用率偏低的问题,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其原因在于布局不合理或运营不足,从而在下一周期目标中明确“设施优化比例”“运营活动频次”等改进指标。另外,在国家队训练和赛事备战中,运动监测数据、对手分析模型、伤病风险预警系统也能够反向优化目标设定,为教练提供更加科学的决策依据。
目标管理改革不能停留在纸面,关键在于与激励约束机制的有效衔接。过去在部分领域,“考核一阵风、结果轻运用”的现象比较突出,基层对目标往往抱有“应付”的心态。新一轮改革之下,考核结果不仅要公开透明,还要与资源配置、职务晋升、评优评先等直接挂钩,形成“干与不干不一样、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的鲜明导向。
与此同时,在约束机制设计中也要防止“一考定终身”式的简单化倾向。体育竞技的偶然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不可控因素,都可能导致目标实现出现偏差。因此,需要引入容错纠错机制,对因为勇于改革、主动创新而产生的阶段性“失误”给予合理评估,避免“唯结果论”压制创新活力。通过奖惩结合、刚柔并济的方式,才能让各级体育管理主体在压力与动力的平衡中,真正把目标管理当成促发展、提质量的工具。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国家体育总局全面启动目标管理改革,不仅是提高体育系统内生效率的技术性调整,更是与国家治理理念同频共振的制度创新。它将推动体育从以行政指令为主的管理模式,向以目标为纽带、以绩效为导向、以数据为支撑的现代治理模式转型;推动体育工作从“拼资源、拼投入”,转向“拼效能、拼质量”;推动体育价值从单一竞技成绩的象征,扩展为涵盖国民健康、社会凝聚、经济发展和文化自信的综合载体。
当体育目标与国家健康中国战略、教育改革、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以及数字经济布局等深度耦合时,体育不再是相对独立的系统,而成为国家整体发展蓝图中的重要变量。目标管理改革则为这种耦合关系提供了清晰的路径图和可操作的抓手。可以预见,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一个更加公开透明、科学高效、更加能回应公众需求的体育治理体系,将在实践中逐步成形,为体育强国的建设提供持续而坚实的制度支撑。
